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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荐读|李琪、李红印:汉语学习词典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区分度的实证研究

227 阅读 2023-03-20 17:03:37 上传

零.引言

单双音同义词是汉语同义词中的特色类别,且大量存在,具有重要地位。(吕叔湘 1963, 刘叔新 1990)相较于双音节同义词,因音节不同带来的差异更为凸显。前人研究发现,在完成接受型和产出型任务时,二语者都倾向于查阅词典中的同义词信息。(Murphy 2013)学习词典作为二语词汇学习重要的辅助工具,应该提供充足的同义词区分信息(Stubbs 2009, Liu 2010)。词典呈现信息对同义词间差异的区分度不足会造成二语者的偏误。例如: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好还是不好,首先应看父母对孩子的热爱。(*热爱—爱,语义) 

②我信他们一定会成功。(*信—相信,音节搭配)

刘叔新(1990)、刘春梅(2006)指出,现有学习词典对单双音同义词差异的呈现不如双音节同义词。以上例“爱:热爱”“信:相信”在一些汉语学习词典中检索发现,作为词典“核心内容”的释义在体现区分度方面尚有欠缺。例如:

③【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 【热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④【信】相信【相信】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例③中“爱”“热爱”的释义内容完全一致,例④中“信”“相信”的释义内容虽不同, 但采用对释的方式,二词之间的差异不能得以展示,查阅词典得不到有效信息,以致产生如①、②的偏误。刘智伟、谭晓云(2011)和董秀芳(2021)都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的释义进行分析并指出“以单释双、以双释单”同义对释的方式会使二语者认为两词意义与用法完全一致,造成习得困难

对于单双音同义词释义的区分度,学界已有一些讨论。李红印(2008)指出,由于编纂目的不同,《现汉》在处理单双音同义词时不主要揭示这些词在对比情况下所存在的意义和用法上的细微差别。学习词典对二语者更具针对性,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对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词的释义情况进行考察。此外,前人多采用内省法研究,并未采用实证方法探讨不同释义模式的区分度及其对二语者的适用性。

综上,本文拟以动词性的单双音同义词为例,考察76对单双音同义动词①在四部较具代表性的汉语学习词典②中的释义,归纳其释义模式,并采用语料库分析、二语者评分、回顾性访谈相结合的“三角检测”的实证研究方法,讨论当前释义模式对于体现单双音同义动词间差异的区分度,以期为汉语学习词典释义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一.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


通过对四部学习词典中270例释例的考察,本文归纳出八种释义模式。具体如下:



如表1,本文的释义模式是基于一对单双音同义动词的关联性进行概括的,即在一对单双音同义动词VV的释义中,是否出现对应的VV那么,这几类释义模式能否显示单双音同义动词间的差异,是否具有足够的区分度?为了探明这些问题,本文采用语料库分析、二语者区分度评分和回顾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察。


二. 基于语料库的释义模式区分度分析


要探讨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首先应探清单双音同义动词之间的差异。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单双音同义动词间存在语义、音节搭配、语体等方面的差异。(张国宪 1990,冯胜利等 2021,程娟、许晓华 2004)但这些研究多采用内省法构建语料,且语料来源都较为局限,所探明的差异难免缺乏准确性和全面性。鉴于此,本文采用BCC语料库对所选词进行探查,并选取每个词前200条有效语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差异主要体现在语义、对搭配词音节的选择倾向和语体分布三个方面,具体分布如表2所示:


根据语料库分析结果,全部词对都存在一定差异,学习词典虽然不仅靠释义来展现词语的用法,还有配例等内容来帮助学习者理解,但释义作为词典的核心内容,“要求能体现词语最本质的特征,能使词语之间的区别表示出来”(韩敬体 1993)。因此,理想的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的释义模式应体现较高的区分度。下文将从是否显示语义差异、是否显示对搭配词音节的选择倾向差异和是否显示语体差异三方面,结合语料库的验证结果,讨论不同释义模式体现的区分度。

2.1 是否显示语义差异

从显示单双音同义动词的语义差异来看,对释和全同释义的区分度都是最低的。这两种释义模式本质上的释义内容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VV之间的语义差别便无法展示。这对于本身语义差异不大的词对影响不大,而对于有语义差异的词对就不太合适。例如:
⑤【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 【热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现汉学习》) 
【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 【热爱】(对国家、人民、事业等)热烈地爱(《现汉学习》)
《现汉学习》中“爱”和“热爱”的释义完全一致,但经过语料库考察,“爱”的语义范围比“热爱”要宽。与“热爱”不同,“爱”的对象除了可以是“国家”“事业”“人民” 这类比较抽象的词,还可以是具体的人。我们检索了BCC语料库(多领域板块)中“爱/热爱母亲”“爱/热爱妈妈”的语料,结果显示“爱母亲”有121例,“热爱母亲”只有3例;“爱妈妈”有963例,“热爱妈妈”只有1例。二词之间的语义差异在《现汉》中已有显示,但在学习词典中却未有显示,学习者便无法从词典释义中获知二者之间的差别。
并用他词释和他词释对单双音同义动词语义的区分度较低,虽然在使用V单或V双进行语词释义之外,还使用其他同义动词进行并释,但其本质仍然是语词释义。这种处理方式仍然是模糊的,缺乏充足的同义词区分信息。
对释加限定对单双音同义动词语义的区分度相对较高。该模式除使用V或V进行对释外,还使用其他限定条件进行补充,以帮助学习者区分二者的搭配差异。如用“有”释“拥有”,但加上了语义范围限定条件“大量的人口、土地、财物等”显示差异。
概念义加附注可在概念释义外说明词语的语义差异,词语辨析有专门的同义辨析,可以系统地展示单双音同义动词的语义差异,区分度都很高。

2.2 是否显示对搭配词音节选择倾向的差异
音节搭配是单双音同义动词的一大差异。张国宪(1990)考察了单双音动作动词的搭配 功能差异,指出在音节的选择上单音节动作动词较为自由,而双音节动作动词受到较多限制。这种对搭配词音节的限制受到韵律的影响,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二语者很难感知。因此,如果单双音同义动词间存在对搭配词音节的选择倾向差异,词典应该加以展示
同上,同义辨析是专门用于展示词语差异的板块,可体现出的音节搭配区分度最高。
概念义加附注中的附注信息,根据章宜华、雍和明(2007),其功能之一即说明搭配信息,体现出较高的区分度。经考察,270个释例只有《学汉语》中的“给以”使用了该模式,其附注“后面带双音节动词”体现该词与对应的单音节词“给”在音节搭配方面的区分度。
其他六种释义模式由于都属概念义释义模式,音节搭配不属于概念义释义的范围,因而在体现有音节搭配差异方面的区分度都较低。例如:
⑥【关】关闭 【关闭】使开着的物体合上(《现汉学习》)
例⑥中仅使用对释模式对“关”“关闭”进行释义,显示其没有音节搭配的差异。然而,本文以“关闭+n”的检索式检索了“关闭”在BCC语料库中的搭配,发现在前200条有效 语料中,有176条语料中其搭配的名词都是双音节词,其他24条为三音节名词或四音节名 词,但没有一条为单音节名词。这一音节搭配的限制使“关闭”区别于其对应的单音节词“关”,应该在释义中加以体现。同样的例子还有“停:停止”等。

2.3 是否显示语体差异
根据前人研究,语体分布的不同也是单双音同义动词的一大差异。单音节词多用于口语语体,双音节词多用于书面语语体。(季瑾 2004)但这一规律并不是绝对的,前人研究也对此结论有所修正,如曹炜(2003)。因此,单双音同义动词的语体差异应根据具体词语的差异表现在释义中加以展示。以往研究还发现,随着学习者水平的提高,他们在词典中寻求语用信息(包括语体信息)的需求更强烈。(Murphy 2003,Moon 2013)因此,对于有明显语体差异的单双音同义动词,学习词典中的释义应加以体现
与体现音节搭配差异的释义模式类似,在体现语体差异方面,概念义加附注和同义辨析 的区分度较高。但所考察词典中用这两种模式体现语体差异的释例仍然较少(概念义加附注4例;词语辨析2例)。一些具有明显语体差异的词对,其差异在释义中未体现。例如:
⑦【洗】用水等去掉物体上的脏东西 【洗涤】洗(《学汉语》)
“洗”“洗涤”的释义均未显示出两词之间的语体差异。本文使用“洗+n”“洗涤+n” 两个检索式分别在BCC语料库中的“报刊”和“对话”板块进行检索,发现“洗+n”在两个板块中的出现次数比率为1:1.5;“洗涤+n”为11:1。该结果显示“洗”的使用语体偏向中性,而“洗涤”多用于书面语体。这一语体差异应该在释义中加以体现。
综上,结合语料库分析结果,本文初步判定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如表3:

       词语辨析、概念义加附注适用于呈现单双音同义动词语义、音节搭配、语体的区分,区分度最高对释和全同释义对于呈现任一方面的差异都是不太适用的;其他四种都属概念义释义模式,仅适用于呈现单双音同义动词的语义差异,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几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相应较低,因为有的单双音同义动词间只有语义差异,若这几种模式能呈现其语义差异,仍然是区分度较高的释义模式。因此,这四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还需进一步讨论。

三.基于二语者调查的释义模式区分度分析

结合语料库来考察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是从真实语言出发的,具有一定优势。但上述对区分度的讨论仍主要基于笔者的内省。要讨论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 模式的区分度,还需要从二语者角度进行调查。因此,本文采用利克特五度量表的方法,请二语者对八种释义模式下的释例所显示单双音同义动词的区分度进行评分。研究假设为:二语者的评分越高,显示其认为该释义的区分度越高。
由于评分任务是远程进行的,无法在线监控,这样一来便无法了解被试在评分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会在评分任务结束后即时对被试进行回顾性访谈。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被试为31名中高级水平的二语者,HSK等级均在四级以上,学习汉语时间在3年以上。选取中高级水平二语者,是为了确保被试能看懂问卷中的释义。被试年龄在20-27岁之间,学历为本科生或研究生,来自美国、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印尼等非汉字文化圈国家。
3.1.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76对单双音同义动词在四部学习词典中的释例。为了确保实验的生态性,所选释例都是所考察的学习词典中的原例,不做修改。共选取36对目标词的40例释义,每释义模式下5例,按乱序排列。为了确保目标词的频率不对判断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只选取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频率在前15000的单双音同义动词。
3.1.3 实验程序
区分度评分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一对一发放,并由主试对评分要求进行讲解,并告知被试模拟查阅词典释义情境对目标词释义进行判定。被试正式评分前需要完成一对单双音同义动词例词的评分试测,主试对其评分过程进行提问,确保被试了解实验程序。正式施测时,要求被试完成40对配有词典释义的词语的区分度评分。问卷提示语中要求被试仅通过提供的释义而不是学习经验进行评分,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被试因学过某些词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随后,八名被试参加回顾性访谈,选取每种释义模式下的一个释例,要求被试对评分过程中的思维过程进行报告,被试可用中文或英文进行报告。访谈问题包括:“你对这个题的评分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通过给出的解释能/不能知道这两个词的区别?”必要时进行追问,如“你从解释中看出来这两个词的区别是什么?”不对被试的回答进行评价。

3.2 结果与讨论
3.2.1 实验结果
根据区分度评分结果,八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词语辨析>概念义加附注>微殊释义>对释加限定>并用他词释>他词释>对释>全同释义其中高区分度的词语辨析、概念义加附注和低区分度的对释、全同释义与语料库分析结果一致。

对于其他四种释义模式,结合访谈中被试的报告内容,为了进一步探明不同释义模式的区分度反映的问题,本文以释义模式是否为对释、释义模式是语词释义还是句子释义为标准,将四种释义模式分别划为两类,类别一:是否为对释(对释类:对释加限定、并用他词释;非对释类:他词释、微殊释义);类别二:是语词释义还是句子释义(语词释义类:并用他词释、他词释;句子释义类:对释加限定、微殊释义)。通过评分均值可知,非对释类(3.35)区分度高于对释类(3.21),而句子释义类(3.54)区分度高于语词释义类(3.02)。然而,仅从均值无法确定其差异是否处于偶然还是由于类别不同造成的。因此,本文以两种类别为两个自变量,因变量为评分分值,对其进行重复测量(Repeated Measures)。结果显示:对释类和非对释类释义模式区分度差异边缘显著(F(1,30) = 3.82, p = 0.06);语词释义类和句子 释义类释义模式差异显著(F(1,30) = 16.41, p < 0.05),两个变量间交互作用显著(F(1,30) =7.87, p <0.05)。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对释效应受到语词(或句子)释义效应的影响,当释义模式是语词释义时,是否对释的区分度差异不显著(F(1,30) = 0.55, p > 0.05)。当释义模式是句子释义时,是否对释的区分度差异显著(F(1,30) = 9.71, p <0.05)。

3.2.2 讨论

区分度评分结果显示对二语者来说不同的释义模式对单双音同义动词的区分度不同。

3.2.2.1 与语料库分析结果一致的四种释义模式

与语料库分析结果一致,词语辨析和概念义加附注这两种释义模式可在概念义释义之外用附加信息或设立辨析专栏的方式说明单双音同义动词间的语义、音节搭配、语体差异,二语者能清楚地理解词语之间的差异。如概念义加附注模式下的释例“【洗】用水等去掉物体上的脏东西【洗涤】洗(衣物)。多用于书面语”,被试在访谈中报告如下:

⑧我选了5分,因为我觉得它说得很清楚,如果我想写文章我就用“洗涤”,其他时候我就用“洗”。(被试 2)

又如词语辨析模式下的释例“怕”和“害怕”:

⑨我选了4或者5分。这个区别很清楚,“害怕”有时候不可以用, “怕”是 more common(使用更普遍),我们常常可以用“怕”。但是“害怕”不可以,比如它说“害怕”不可以是担心的意思。(被试 1)

而低区分度的全同释义和对释这两种模式对于二语者来说区分度也最低。如使用全同释 义的“跟:跟随”,释义内容都为“紧随在后面”,无法从中获知二词的差别。而使用对释 模式的释例,尽管释义内容不一致,但对于二语者来说,二词的差异也无法清楚获知。如释 例“【得】得到【得到】通过某种方式有了(某个东西)”。例如:

⑩我觉得它们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因为“得”是“得到”的意思,“得到”是长一点儿的意思, 但是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被试 1)

事实上,“以双释单、以单释双”这种单双音节同义词对释的方式是沿袭《现汉》的做法。吕叔湘(1958)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第88条做出了规定:“单字的某义与合成词同义时,详注放在合成词下,单字则以合成词作注”。《现汉》编纂历史较长,其释义方式经过时间的检验和编纂者的反复修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学性。但学习词典性质与《现汉》不同,其释义方式也不必全盘照搬,而应该根据学习者需求进行设计。正如上述被试在访谈中所报告的,这种同义对释的方式难以准确描写词义并帮助其理解。

3.2.2.2 语料库分析未确定区分度的四种释义模式

除上述二语者评分与语料库分析显示出一致区分度的四种模式外,并用他词释、对释加限定、他词释、微殊释义四种模式的区分度仅从语料库分析无法确定。二语者评分结果显示, 四种模式区分度处于中间值,但微殊释义模式与区分度高的概念义加附注模式的评分均值实际上相差无几(3.72 < 3.73),本文将其判定为区分度较高的释义模式。对释加限定、并用 他词释、他词释区分度依次递减。通过访谈中被试的报告,我们发现除了是否对释(释义中是否出现对应的VV)外,释义是语词释义还是句子释义也对区分度评分产生影响。如上所述,本文对这四类模式的评分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这四类释义模式中,采用句子释义的释义模式区分度显著高于采用语词释义的释义模式的区分度,而释义中是否出现对应的VV 对释义模式区分度没有显著影响。下面将结合访谈中被试的报告详细讨论出现这两个现象的原因。

(1)句子释义区分度高于语词释义

被试6在访谈中表示,使用句子释义的释义模式更能显示出单双音同义动词之间的差异。如使用句子释义的对释加限定模式下的释例“【有】表示某些事物、性质属于某人某物 【拥有】有(大量的人口、土地、财物)等”。例如:

我应该选择了4分,因为我觉得很清楚。比如说跟这个“分:分配”比,这个例子好多了,因为这里你先解释“有”,然后你解释“拥有”是有“人、土地”什么的,很清楚。“分:分配”只是 用词“分配”来解释词。(被试6)

被试6认为句子释义的区分度高,还把句子释义的“有:拥有”与语词释义的“分:分 配”做了对比,认为前者更清楚。对于语词释义的“【分】分发;分配【分配】按照标准分 钱或分东西”,被试汇报无法从释义中获知二词区别。例如:

我选择2分。因为“分发”和“分配”都是一种“分”的解释,所以我觉得有点儿困惑。(被试 4)

关于词典中同义词的释语应该用语词还是更详细的句子或定义,学界已有不少讨论。符淮青(1996)提出了“扩展性词语”的概念,并指出词典中的概念义释义应该采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而不是单个同义语言符号表示。而采用两个及以上同义词的“并用释词”的方式显示出的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更加复杂。张博(2010)分析了《现汉》中并用释词与被释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并将其分为三大类七小类,这样复杂的语义对应关系对于母语者来说理解尚属困难,二语者更难从中感知同义词间的差异。这种并用释词的语词释义方式也是Thienthong(2020)所说的将同义词“累积处理(treated cumulatively)”,该研究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仍然是模糊的,缺乏同义词的区分信息。因此,学习词典中语词释义的方式会误导学习者,而体现语词释义的并用他词释和他词释两种释义模式区分度都较低。

(2)释义中是否出现对应的VV对释义模式区分度无显著影响

上文提到“以双释单、以单释双”的对释方式区分度低,这是从语料库分析和区分度评分均值得出的初步结论。但并用他词释和对释加限定这两种释义模式,释义中也会出现对应的VV本文的研究假设是由于释义中出现VV,仍然属于对释,会误导学习者认为二词没有区别,但统计结果并未显示出这两种模式区分度显著低于其他两种释义中未出现对应的VV的模式,如对释加限定模式区分度评分反而比不出现VV的他词释模式高。如上例的“分:分配”属于对释加限定模式,二语者对其区分度评分较高,而 “【装】修饰;打扮;扮演【装饰】添加一些物品使人或环境更美观”属于他词释模式,释义中未出现VV,区分度评分反而更低。例如:

我选择了2分,因为“装”有这么多个意思,“修饰”“打扮”“扮演”,我不知道它和“装饰”的关系是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词的意思吧。(被试 7)

被试7的汇报中显示了两个信息:其一,对区分度而言,除了只用对应的VV对释的释义模式,其他模式中是否出现VV对区分度的影响不如是否为语词释义的影响大。这一点也能从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看出。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只有当释义模式为句子释义时,是否对释的区分度差异显著。本文认为这或许因为语词释义效应更大,当一个词的释义采用语词释义时,被试当即产生困惑,直接判断其区分度较低,也就不必到关注释 义中是否有VV这一步;其二,除了只用对应的VV对释的释义模式,其他释义模式中出现VV或许会对学习者正确理解单双音同义动词产生有利影响。根据张博(2008),这种在释义中出现对应的同义词是一种“内隐型照应”方式。这样一来,如对释使用得当,可以正确关联两个单双音同义词,达到“知此词而知彼词”的效果。

综合语料库分析和二语者评分,当前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的区分度如表5所示:


3.3 当前学习词典中不同区分度释义模式的使用情况 

如上所述,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的释义模式应该具有足够高的区分度。因此,在理想的学习词典中,应优先选用词语辨析和概念义加附注这两种释义模式以体现单双音同义动词间的差异,这两种模式也是学习词典区别于传统语文词典的特点,是“学习性”的体现。但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以词语辨析为例,该模式需占据词典一定篇幅,对每对词进行辨析势必影响词典(特别是纸质词典)的经济性原则。且考虑到同义词间的差异表现不同,有的同义词差异表现较多,涉及到语义、音节搭配、语体等多个方面,或是二语者易产生群体性混淆的“易混淆词”,单独设栏进行辨析确有必要,而对于差异表现较少,如仅有音节搭配或语体差异,可选择概念义加附注模式;如仅有细微的语义差异,则应按需选取其他适宜的概念义释义模式,如区分度较高的微殊释义模式或对释加限定模式。至于并用他词释和他词释这两种语词释义的模式,易使二语者产生困惑,无法清晰地区分同义词间的差异,选用其进行释义时应审慎考虑。而对释和全同释义这两种模式,经语料库和实验验证区分度都最低, 也应考虑是否舍弃。为了更清楚地探究学习词典对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的选择问题,我们按出版时间将 所考察的四部学习词典分为两类,一类为 2010 年前出版的三部词典(《学汉语》《现汉学 习》《教与学》),一类为 2020 年新近出版的《当代学习》,并从历时的角度探究学习词 典对不同释义模式的选择变化。

由表6可知,十年间学习词典对单双音同义动词的释义模式选择一定程度上映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了学习词典更新过程中对同义词释义区分度的考虑。具体如下:

(1)采用对释、全同释义、他词释这三种低(或较低)区分度释义模式的释例的比例显著下降(对释 20.4%→8.5%;全同释义 10.4%→8.5%)。

(2)采用微殊释义这种较高区分度释义模式的释例的比例显著上升(17.1%→28.8%)。

(3)采用对释加限定这种中区分度释义模式的释例的比例变化不大(6.2%→5.1%)。

而并用他词释这种区分度低的释义模式在《当代学习》中仍然占比最大,且相较十年前有上升趋势(29.9%→35.6%)。编纂者在词典编纂过程中或因词典体例、编纂目的等方面考 虑侧重选择这种释义模式,但参考本文对二语者的调查结果,并用他词释仍属二语者难以理解的语词释义,就体现对同义词的区分度而言,在词典修订过程中或可考虑其取舍问题。概念义加附注、词语辨析这两种区分度高的模式,在两个时期的释例比例都较低,但采用词语辨析的释例比例有一定上升(4.7%→8.5%)。经考察发现,在《当代学习》中词语辨析专栏数量并不少,但多数词语仍为双音同义词,这一点也映证了刘叔新(1990)、刘春梅(2006) 所指出的问题。


四. 结语


本文归纳了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的八种释义模式,并使用实证方法划分了不同释义模式的区分度,具体为词语辨析>概念义加附注>微殊释义>对释加限定>并用他词释>他词释>对释>全同释义。在区分度居中的释义模式中,影响区分度的因素主要为该模式是句子释义还是语词释义,句子释义的释义模式区分度较高。而释义中是否出现对应的VV对释义模式区分度无显著影响。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学习词典中单双音同义动词各释义模式的比例发现,其比例的变化一 定程度上映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即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区分度高的释义模式,而逐渐舍弃区分度低的释义模式。但并用他词释这种释义模式在新时期学习词典中仍然占比较大,考虑到二语者的实际需求,今后的词典修订中可多加斟酌。



本文来源:《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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