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汉语史研究、工具书编纂、诗歌辑录中，（北齐）高昂《征行诗》“垄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中的“垄种千口羊”常被引作“垄种千口牛”，且被当作“口”称量“牛”的例证。如刘世儒（1965：88）讨论量词“口”时，就引作“垄种千口牛”；《汉语大词典》“口”字第二十五个义项“量词。用于牲畜”，引此诗作“垄种千口牛”；逯钦立（1983：2257）录高昂《征行诗》也作“垄种千口牛”。
 

南北朝时期是量词“口”称量动物的初始阶段，而出自北齐《征行诗》“垄种千口羊”中的“口”是称量动物的较早用例，所以常被当作典型例句引用。而我们认为引作“垄种千口牛”值得商榷。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征行诗》“垄种千口羊”反映的是一个神奇的历史传说“垄种羊”，文献中记载甚夥，如：

（1）宋膺《异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筑墙绕之，恐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2）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候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唯人着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水草。（《旧唐书•拂菻列传》）

 

（3）垄种羊出西海，以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便行啮草，至秋可食。（元•刘郁《西使记》）

 

（4）楚石大师为沙门尊宿，尝从驾上都，有《漠北怀古》诸作。余尝读其“自言羊可种，不信茧成丝”之句，疑以为羊可种乎？因以问师，师曰：大漠迤西，俗能种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阳季月上未日，为吹笳咒语，有子羊从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数只。（元•姚桐寿《乐郊私语》）

 

（5）西域种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胫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详见于《异物志》《剡溪漫笔》诸书……北齐高昂诗：“陇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形诸歌咏，其来久矣。（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三“羊马”）

文献中丰富的“种羊”记载，说明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传说由来已久，且广为流传。身处北齐的高昂《征行诗》中吟咏的“陇种千口羊”应也是“垄种羊”传说的反映。此诗最早见于宋代文献，《太平广记》卷二百“高昂”条引（北齐）阳松玠《谈薮》：“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又有《征行诗》曰：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腊（按：“腊”当为“猎”），夜夜迎新妇。”（1504页）(宋)刘敞《南北朝杂记》“高昂”条记载：又有《征行诗》曰：“陇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11页）

元代以前的文献皆作“千口羊”，无歧异。而从明代开始，出现“垄种千口牛”的记载。

（6）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注云见《太平广记》。（明•冯惟讷《古诗纪》卷一百二十高昂《征行诗》）

 

（7）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明•陆时雍《古诗镜》卷二十八高昂《征行诗》）

冯惟讷《古诗纪》辑录高昂《征行诗》时，后面注云见《太平广记》。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平广记》中的文字是“珑种千口羊”。以上二书极有可能转抄致误。明代周婴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诗纪》载北齐高昂《征行诗》曰：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注云见《太平广记》。解之曰：《太平广记》引《谈薮》此诗作“陇种千口羊”。《诗纪》及《诗所》乃云“千口牛”，误也。（明•周婴《卮林》卷五“种羊”）

“种羊”的传说，渊源有自，且广为人知。而“种牛”之风，文献中却无记载，“垄种千口牛”甚为可疑。

其次，从语法环境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口”称量“羊”的用例比较常见。

（8）乃诏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乃诏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抱朴子·外篇·逸民》）

 

（9）十一月，辛未……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10）后与淮南王他讨平吐京叛胡，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统万镇都大将，赐马百匹，羊千口，甚见宠待。（《魏书·河南王曜传》）

 

（11）太祖班赐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加广武将军。(《魏书•安同传》)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七十年间，“口”称量“牛”只有2例，且是在“牛马”“牛羊”连用的情况之下。《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魏书·太祖纪》：“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氂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多种动物并列出现而使用一个量词称量时，往往是笼统而言，并不能精确反映量词与名词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如《后汉书·窦融传》：“融等因军出，进击封何，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虽然以“头”称量“牛马羊”，但“头”却从不单独称量“马”。而且魏晋南北朝之后，一直到宋元时期，也未发现用“口”称量“牛”的用例，文献中“牛”常用“头”称量，亦可用“只”，如：

（12）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汉书·刑法志》)

 

（13）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三国志·魏书·武宣卞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14）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魏书·太宗明元帝纪》)

 

（15）僧便问：古人十八上已解作活计。未审作个什么活计？答曰：两只水牯牛。双角无栏棬。(《古尊宿语录》卷十《汾阳善昭禅师语录》)

 

（16）况我眼昏头渐白，安能隐几勤校讎。何时提汝归田去，卖马可易数只牛。(《全宋诗》卷六八“王禹偁”)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元时期，“口”称量“羊”，不乏其例，而“口”称量“牛”却一直缺乏有效例证的支撑，“千口牛”的用例，让人怀疑。

故而，我们认为“千口牛”实乃“千口羊”之误。诗句“垄种千口羊”既有历史传说的依托，亦符合南北朝时期“口”称量“羊”的语言用例。

田启涛，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及道教文献语言研究。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2项。